十多年前，老板们手中提着同样笨重的“大哥大”时，国内的企业还意识不到工业设计。市民的客厅里都摆放着标准件式的“黑匣子”彩电时，大众更不知工业设计为何物。当现代“八国联军”以眼花缭乱的工业产品冲进国门，洋品牌如洪水般迅速淹没国内市场时，国人猛然意识到，我们的产品已不仅仅是技术落后，在造型设计上更寒碜，是个不折不扣的丑小鸭。如果将1851年伦敦的“水晶宫”博览会视作工业设计的第一次检阅，经过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探索，西方的工业设计已从无差别到差别化，从标准化到个性化，从功能主义到符号语意学，反复折腾了好几个来回，企业早已将设计看成市场制胜的利器。而中国的工业设计才开始启蒙。
在设计界一片奋起直追的呼唤声中，“深圳市工业设计市长杯”（简称“市长杯”）应运而生。“市长杯”的构想，是参照香港回归前工业设计“总督奖”的模式，最初由深圳市工业设计协会提出，市政府采纳了这一提案，并专门成立了“深圳市生产力促进中心”，承办该项展评活动。由此可见，深圳市政府实际上已将工业设计视作新的生产力，希望借此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。
“市长杯”标志着深圳工业设计雏形已现
“市长杯”自1995年首创，每三年举办一次，至2001年已连续举办了三届。每一届都有长足的进步，它见证了深圳工业设计的发展历程。其中第三届是组织安排最好的一次；也是唯一一次按国际展赛事惯例，将入选作品集册出版。
评委的组合是赛事规格的决定因素。为促进深圳设计与外界的交流，同时也体现“市长杯”的权威性和公正性，第三届“市长杯”从海内外聘请了10位专家组成了规模庞大的评审团：汤重喜（广州）、童慧明（广州）、林衍堂（香港）、叶智荣（香港）和杜瑞泽（台湾）这五位为工业设计类评委，其中汤重喜是历经三届的老评委；胜冈重夫（日本）、Thierry Sarfis（法国）、刘小康（香港）、廖洁莲（香港）、青木克宪（日本）为平面设计类评委。组委会共收到产品设计类作品146件，平面类686件（套），院校学生作品76件；经过评选，产品入选作品80件，平面类210件（套），分别设金、银、铜奖；学生类入选作品30件，设“希望之星”奖。创办“市长杯”的目的，是提携深圳工业设计发展，所以按主办方的规定，每一届的“市长奖”都授予工业设计类，由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亲自颁发。
“市长杯”从第二届开始增设学生组别，来自深圳大学、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部分学生作品荣获“希望之星奖”。该奖项的设立，为培养深圳工业设计后备人才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。
由专业设计公司向企业提供设计，是工业设计走向成熟标志
三届“市长杯”的宗旨，在于“倡导设计创新，展示设计精华”，从而“提升企业产品竞争力”。工业设计不仅塑造产品，也打造品牌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很多国际知名品牌只做产品的开发设计，而将利润较低的生产环节放在经济欠发达地区。中国沿海很多地区已成为国际品牌的加工厂。改变这一现状的唯一途径是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开发能力。
深圳的部分优秀企业已在“市长杯”表现出对工业设计的深刻理解，而且也得到了市场的回报，但亮点不多，且相对集中，从“市长杯”的情况看，参赛作品主要集中在信息、家电、医疗器械等几大类，数量少、覆盖面窄。每一届都是平面类居多，工业设计类不足三分之一。工业设计不仅在数量上处于劣势，总体水平也比平面类逊色。评委们在充分肯定活动重要意义的同时，对工业设计类作品的评价大多用词谨慎，“水平迅速提升”，“发展渐趋成熟”“部分达到国际水平”等等，童慧明评委则中肯地指出暴露的弱点，说“部分企业缺乏有效的设计管理，……表现为新设计整体风格的混乱”。造成工业设计的窘境，既有市场的因素，也有工艺、技术环节的因素；毕竟，工业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，设计师经常处于受控状态，创造力难以自由发挥。
由专业设计公司向企业提供设计创新的社会化服务，是工业设计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，也是发达国家探索出的成功经验。这样的专业公司目前在深圳还很少，大部分参赛作品仍由工业企业自己的设计部门选送。这对于企业和设计师本身而言，都是一种资源的浪费。
据市生产力促进中心负责人介绍，最近他们成立了一个工业设计中心，希望以此为信息交换平台，进行设计资源的社会整合，最终推动工业设计从产业母体中分离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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